庄烈愍皇帝的身后事崇祯帝是由谁安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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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七年甲申（年）正月初一，已经在位十七年的大明天子——崇祯帝朱由检如同登基后的每年今天一样，早早就从乾清宫赶往皇极殿，准备举行正旦朝会大典，接受百官的朝贺，并和诸朝臣们商议如何应对愈演愈烈的国内农民起义和关外的清军进攻；而这些军情、“匪情”，已经让崇祯帝在除夕之日时都一夜没有合眼，看了整整数十份奏折，可依旧没有头绪；焦虑、无助、烦躁的情绪，充斥着这位“大明至尊”的内心。

本来，自从成祖皇帝迁都京师（北京）之后，大明历代皇帝的登基典礼都要在皇极殿（嘉靖之前叫奉天殿）举行，而国家大事，比如大军出征、册立太子、皇帝大婚册立皇后等等仪式，也都安排在这里进行。重大节日，如每年正旦、万寿节（在位皇帝生日）、冬至这三大节，皇帝也要升殿端坐，举行大朝会，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贺，然后皇帝赐宴给诸臣及宗室，以展示大明君臣同庆佳节。

祖制不可违反，崇祯帝登基后，自然也按照这种程序来举行每年的正旦大典。但当他今天一大早就赶到皇极殿准备举行正旦大典时，却惊愕地发现大殿内居然一个朝臣都没有，除了簇拥着自己的內官太监们外，就只有锦衣卫臣（指挥使）吴孟明按制带着锦衣卫的的大汉将军们侍立站班，护卫着皇极殿内外，仅此而已。崇祯帝见状怒气迸发，几乎抑制不住情绪，要让吴孟明调派锦衣卫捉拿这些失礼、失仪的朝臣问罪。

可是，如今的局面早就不是崇祯帝登基之初、甚至是崇祯十年（年）之前了，这十多年来，面对着国内农民起义军此起彼伏的“作乱”，以及关外后金（清朝）的逐步壮大和“入寇”，大明的元气也慢慢耗尽，赖以稳定社稷的军队在内外交困的作战中几乎消耗完，“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朝堂门户纠纷、疆场将骄兵惰”。自从崇祯十四年（年）最后的大明边军精锐覆灭在关外的“松锦之战”后，崇祯帝就指挥不动各地已经起了异心的军头和武臣了，而文臣们也不再百分百地敬畏之前奉若神灵的君父，“推诿、敷衍、明哲保身”成了朝臣们在这之后的惯常态度。崇祯帝再也不能用当初“败一方勠一将、隳一城杀一吏”的严厉手段来对付臣子们，只能无奈地选择和大臣们妥协，期待君臣一心、共度危机，挽回这即将倾颓倒覆的大明社稷。

可是崇祯帝在治理国政中显露的“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性格，使得臣子们在面对他的时候经常要因为小过而被严厉治罪，甚至背黑锅、处死；长久以往，谁还愿意真心实意侍奉他、敬畏他、听从他的诏令。虽然在礼法制度上文臣们还是称崇祯帝为“君父”（武臣们在崇祯十五年后就基本上不再听从朝廷的军令，只是圉于礼法，还是奉崇祯帝为君主而已），但内心已经颇不以为然。也就是半生所学的“儒家君臣父子”理论在制约着大臣们的思想，他们还没有敢于公开忽视皇帝，但在实际行动上，京师的文臣们对皇帝的敬服和尊崇之心，早就不能和以前相比了。这种情况，即使是崇祯帝自己，也能深深的体会到。

所以，考虑到目前的实际情况，崇祯帝最后还是忍住脾气，打消了让锦衣卫出动去缉拿无礼不臣的朝臣们，而是命钟鼓司“鸣钟擂鼓、肃班严立”，大臣们一刻不来，钟鼓一刻不停。在钟鼓声的催促下，城中的大臣们总算知道了皇帝一直坐在皇极殿的大殿上在等他们前去参与朝会，于是纷纷从家中匆忙赶往皇宫，入宫朝贺正旦。因为时间紧、准备不足，许多文武官员都站错了自己原本应该排班的位置，不得不在皇极殿外重新整队，场面混乱不已。而平时对这种情况毫不客气要记名字弹劾的御史们，今天也一反常态木然无语，对混乱的场面熟视无睹。

等到好不容易整理好朝臣的队伍，并按照仪制勉强完成正旦朝贺大典后，按照朝会程序，崇祯帝将要和诸臣商议国事若干，并随后赐宴、飨宴，以示辞旧迎新，共迎新年。但就在朝会举行途中，南直隶中都凤阳府镇守太监谷国珍的六百里加急奏报抵达了京师——“十七年正月初一，凤阳地震，皇陵震动！”

新年伊始就接到这样的坏消息，让崇祯帝顿时再也没有心思继续举行典礼，崇祯十七年的正旦朝贺就此匆匆结束，朝臣们各自出宫，崇祯帝则准备前往奉先殿叩拜祖宗，向祖宗因为被地震惊动而请罪，请他们保佑大明江山能够度过这重重危机。可是祸不单行，崇祯帝还没有到奉先殿，另一个从山西传来的奏报更加让他目瞪口呆、手足无措——陕西“流贼”首领李自成，已经在正月初一于西安举行正旦礼，正式称帝，建国号“大顺”，改元为“永昌”，并更定朝仪、设立五等功爵，和大明分庭抗礼！

接连接到两个震惊不已的坏消息后，崇祯帝的情绪沮丧低落到了极点，就连去奉先殿叩拜祖宗的心情都没有了，而是立即转回乾清宫召集内阁辅臣们觐见，商议如何应对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和大明挑明车马对抗这件惊天大事。

后世史书记载了这一天大明京师的天气情况——十七年正月庚寅，京师大风霾，震屋扬沙，咫尺不见！大明王朝二百七十六年的气数，或许就在这阴霾风沙之中，早已注定。

就在同一天，关外盛京（沈阳），六岁的清朝皇帝福临也在摄政王多尔衮和济尔哈朗的陪伴下，于盛京皇宫中的祭祀场所——“堂子”内行礼、祭祖、祭天，以贺顺治元年（年）的到来。顺治帝祭祀完毕后，返回大政殿端坐受诸臣朝贺，并接受了藩属朝鲜使者的“贺正旦”书。顺治元年正月初一的盛京，一片新年的喜庆气氛，第六次越过边墙进攻大明的计划还没有提上“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议程，“入主中原”的行动更似乎远在天边；盛京城内，没人相信朝廷会有机会将这些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包括两位摄政王在内。

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并举行了正旦典礼后，立即开始了诸如制定新历、改铸新钱、开科取士、平准物价等措施，以汇聚人心、显示新朝气象。同时，在大顺天佑殿大学士牛金星和礼政尚书巩焴的草诏润色下，李自成以大顺皇帝的名义下达了讨明诏书：“上帝鉴观，实惟求莫，下民归往，只切来苏......；咨尔明朝，久席泰宁，浸驰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宦官悉龁糠犬豚，而藉其耳目......；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恫之痛......；尔君尔臣未达帝心，未喻朕意，是以质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谨诏。”在狠狠地数落了明朝君臣一番后，李自成向崇祯帝发出劝降令，让崇祯帝早日归降，自己则承诺对崇祯帝“将加惠前人，不吝异数；如杞如宋，享祀永延。”

可想而知，这篇讨明檄文发出后，如泥牛入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当然李自成并不在意，他原本也没打算靠一篇文章就能让大明皇帝闻风而降，江山社稷还是要用武力来夺取，就像当年大明太祖皇帝朱元璋起兵反元、最终夺得天下一样。

大顺永昌元年（崇祯十七年、年）二月初二，在做好一切准备后，李自成亲率大军从沙涡口渡过黄河，正式出兵伐明。大顺军一路攻克汾州（山西汾阳）、阳城（山西阳城）、蒲州（山西永济）、怀庆（河南焦作），于二月初八日拿下太原。二月十六，大顺军又攻克忻州（山西忻州），但是在攻打代州时，李自成遭遇了代州总兵周遇吉的顽强抵抗，大顺军连续十多天都没有进展，被阻于代州城下。

此时的崇祯帝，已经在京师如坐针毡、焦急万分，在李自成出兵东进之后，崇祯帝就多次召集大臣商议如何应对，并有了“南迁”或“以太子守南京”的意愿。不过在接下来的廷议中，出于不敢承担“唆使皇帝逃跑”罪名和“背黑锅”的倒霉命运（之前已经有相当多的文臣因为替崇祯帝背黑锅而死于非命了），在参与廷议的二十七位大明中枢高官中，竟然有十九位反对皇帝南迁；而崇祯帝出于不信任诸臣、害怕会被架空或者抛弃的心思，也坚决不同意让太子先期南下，以保国本。在君臣之间相互猜忌、抵触、敷衍、推脱下，大明王朝的命运就此被决定，崇祯帝在绝望和愤概中做出了玉石俱焚的决定：“诸臣平日所言若何？今国家至此，无一忠臣为国分忧，而谋乃若此！夫国君死社稷，古今之正。朕志已定，毋复多言！”心灰意冷的崇祯帝，决意带着整个朝廷，一起给大明社稷殉葬。

二月十七，在大顺军攻克忻州的第二天，崇祯帝平生第四次下诏罪己，请上天惩罚自己，放过伤痕累累、命悬一线的大明王朝。崇祯帝不会知道，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发布罪己诏了。

永昌元年（崇祯十七年、年）二月二十九，经过十多天的围攻后，大顺军终于攻克代州，周遇吉因为粮草用尽、军士伤亡过半，不得已退守宁武关（山西宁武），大顺军尾随而至。三月初一，弓矢火药全部用尽的周遇吉主动开关出兵攻击大顺军，力战后不敌身死，全身中矢无数，犹如猬毛。而大顺军在攻打代州和宁武关时，先后伤亡七万余人，同样损失惨重。不过，在周遇吉之后，李自成就再也没有遇到过来自明军的抵抗，宁武关，是大顺军向京师进军途中，遭遇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顽强阻击。

宁武关失陷的当晚，明军大同总兵姜瓖、宣府总兵王承胤遣使向大顺军请降，三月十一，大顺军在没有任何作战的情况下，一路开进大同、宣府。崇祯帝得知后，急令辽东宁远团练总兵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昌平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入卫京城勤王，并请在京的勋戚官员们助饷保卫京城，不过一共才募集了二十万两，杯水车薪。

三月十五，李自成率大军抵达京师最后的屏障居庸关，守关的昌平总兵唐通（只有他奉崇祯帝诏令赶到勤王）却因为历经千辛万苦赶来勤王，结果连粮草军饷都没有拿到（被来犒赏军队的太监私吞了）而怒火万丈，一气之下主动联系大顺军，将居庸关天险拱手让出。这样，大明的京师再也没有屏护，直面于汹涌而来的大顺军前。

居庸关失守的消息传到京师时，崇祯帝正在和诸臣商议如何对居庸关补充给养、加强防守，闻言后“色变，久之起身入内，谕各官退。”大臣们向随驾的太监打听后才知道唐通已经投降，居庸关失守，京师即将面临围攻；之前还远在山陕之地的危机，已经明明白白地显露在大家眼前、触手可及了。

三月十七，大顺军过昌平、沙河、高碑店，抵达京师西直门外，并以大炮轰击平则门、彰义门、西直门。内外交困之下的崇祯帝当天最后一次上朝，而城外的隆隆炮声已经清晰可闻。坐在宝座上的皇帝环顾台阶下呆立无语的朝臣们，想起风雨飘摇的社稷不禁潸然泪下，而大臣们也“相对而泣、束手无策”。绝望下的崇祯帝用茶水在御案上写下“文臣个个可杀”六个字，向侍奉在一旁的司礼监太监出示后，用手抹去。

退朝后，崇祯帝召见驸马都尉巩永固（崇祯帝姐夫）、新乐侯刘文炳（崇祯帝表弟），让他们率各自府中的家丁护送太子朱慈烺逃出城外，前往南京。巩永固惶恐不已，叩头说：“祖制，亲臣不藏甲，臣等安敢有家丁。”刘文炳也随即叩首称是。君臣三人相对无言，唯有流泪而已。

当夜，外城广宁门被守门太监（不是曹化淳）打开向大顺军投降，随后外城各门都被先后攻破，大顺军汹涌进入城内，此时崇祯帝正在提督太监王承恩的陪伴下登上皇宫后的煤山（万岁山，今景山）远眺外城烽火、哀叹徘徊许久，才拖着沉重的脚步下山。

三月十八，困坐后宫中的崇祯帝召集三个皇子：皇太子朱慈烺、皇三子定王朱慈炯、皇四子永王朱慈炤，让他们脱去华贵的皇家服饰、改穿百姓衣服，然后派亲信太监分别送到外戚周奎、田弘遇家躲藏。之后，崇祯帝劝皇后周氏、贵妃袁氏自尽（贵妃田氏早先已去世），并让皇嫂懿安皇后（天启帝张皇后）自缢殉节。最后崇祯帝来到寿宁宫，将住在这里的两个女儿亲手砍杀（长平公主未死、昭仁公主死）。

处置好亲人后，崇祯帝召亲信太监王承恩前来对饮，直至三月十九凌晨。天明时分，崇祯帝在王承恩陪伴下，换大帽衣靴，提着三眼枪（火铳），在上百名太监的护卫下，想要潜行逃出城外，可是辗转于东华门、朝阳门、安定门都没有能够出城，只能转回皇宫。此时内城宣武门、正阳门、朝阳门分别被太监王相尧、兵部尚书张缙彦、成国公朱纯臣献给大顺军，京师内城也告失陷。

在大顺军已经进入内城、京师失陷成为现实的情况下，崇祯帝遣散了所有陪伴自己到最后的太监，只带着王承恩一人，于崇祯十七年（年）三月十九清晨再一次登上了万岁山（煤山）。在脱下身上的蓝色大袍、并书写了“朕登基十七年，虽薄德匪躬，上干天怒，然皆诸臣误朕，致逆贼直逼京师。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的遗言后，大明第十六代皇帝——崇祯帝朱由检于万岁山寿皇殿外的歪脖槐树上自缢殉国，王承恩也随即自尽殉葬。崇祯帝殉国时，年三十四岁。

三月十九中午，在牛金星和大顺吏政尚书宋企郊的陪同下，头戴毡帽、身穿蓝色箭衣、骑着乌骓马的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率数万军队从德胜门入京师，然后在投降的太监王德化引导下经承天门入皇极殿，成为这座皇宫新的主人。

攻克京师后，李自成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搜捕崇祯帝及其家人；在他的谕旨下，很快自尽的周皇后、懿安张皇后的尸体都被发现，自尽未死的袁贵妃、被砍杀未死的长平公主也被找到并妥善安置；就连刚刚逃离皇宫的皇太子和定、永二王，也没有如崇祯帝所期望的那样能平安躲藏到各自的母家，而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在出宫的时候就挟持，并在大顺军入城后立即献给了李自成。可最重要的崇祯帝踪迹，大顺军将皇宫内外仔细清理了一遍，还是找不到他的影子。为了找到崇祯帝的下落，李自成甚至下达了“献帝者赏万金、封伯爵；藏匿者灭族”的严令，以求获得崇祯帝的消息，但几天都没有结果。

三月二十一，偶然有人在万岁山脚下看见了崇祯帝平日里骑乘的御马在漫无目的的吃草，由此推测崇祯帝很有可能藏匿在山顶上，于是兴冲冲地冲上山，准备抓住崇祯帝，以便获得“赏万金、封伯爵”奖励。可是当他们登上万岁山顶后却愕然发现：崇祯帝只着单衣单裤，一只脚光着，一只脚穿红靴，已经挂在寿皇殿外的歪脖子槐树上自缢而死；挂在另一边树枝上的，是自尽殉主的崇祯帝心腹太监王承恩。

很快，崇祯帝在万岁山上自缢的消息被奏报给了李自成，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的李自成没有冒犯崇祯帝的遗体，而是下诏让有司将崇祯帝的遗体从万岁山上抬下来，用门板载着送到皇宫东华门外，然后把周皇后的遗体也抬到这里。起初，大顺政府是用两口普通的柳木棺材装殓崇祯帝夫妇，停放在东华门外护城河边，然后搭起简易的灵棚以便让前明的文武官员去拜祭。

当时，得知皇帝已经殉国的京师官员中，能够到崇祯帝灵前哭拜祭祀的只有三十人，拜祭而不哭的有六七十人，其余人等或是根本不出面哭拜，或是路过东华门时不做停留、急匆匆就走了，即使是前来哭拜祭祀的明朝官员，也没人敢于出面为故主料理后事、主持安葬事宜。在诸文武大臣中，只有襄城伯李国桢“泥首去帻，踉跄奔赴”东华门哭祭崇祯帝。大顺军把他带到李自成面前，李自成让他归降，李国桢“以头触阶，血流被面”，向李自成提出了“诸帝陵寝不可破坏、以天子礼安葬先帝、妥善安置皇太子及二王”三个条件，李自成都答应了。（后来李国桢还是因为“责贿不足”被大顺军拷掠致死。）

之前李自成已经抓住了皇太子朱慈烺和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炤；对于这三个前朝皇子李自成没有加害，而是封朱慈烺为“宋王”，朱慈炯为“定安公”，朱慈炤为“永平公”，安置于别居，妥为照顾。朱慈烺也向李自成提出“不惊我祖宗陵寝、礼葬我父皇母后、不杀戮我百姓”三项请求，李自成为了笼络京师人心，一一答应。

于是，在皇太子和李国桢的先后请求下，李自成在三月二十三下诏改殡崇祯帝夫妻，以上好的红漆棺木装殓崇祯帝，以黑漆棺木装殓皇后，并给崇祯帝穿戴翼善冠、渗金袍、明黄靴等皇帝服饰，周皇后也按礼穿好了袍服。

三月二十五，崇祯帝的设祭礼已过，李自成下令“以帝礼祭、葬”，准备将崇祯帝及周皇后的灵柩下葬。按照大明（自成祖永乐皇帝迁都以后）历代皇帝都在京师北郊昌平天寿山皇陵区修建陵寝的制度，原本崇祯帝也应该在天寿山为自己建陵，但一来经过数百年历代大明皇帝的不断入葬，昌平天寿山陵区内已经找不到合适的“吉壤”作为崇祯帝的“寿陵”；二来崇祯帝即位以来，因为连年战乱不休、国库及内帑统统空虚无比，也根本没有时间、没有财力为自己修建寿陵；所以直至崇祯十七年崇祯帝在万岁山自缢殉国为止，他也没有为自己建造好身后的陵墓。

所以，当李自成下诏命大顺礼政府（礼部）、顺天府出面为崇祯帝举行安葬礼时，礼政尚书巩焴才愕然发现，原来崇祯帝根本没有自己的身后陵寝，想安葬也没地方埋，这可怎么办！

原本巩焴想向李自成上奏，请大顺皇帝下旨为崇祯帝赶修一座陵墓，用来安葬这前朝皇帝，可是永昌皇帝现在忙得很，要派人分道接收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地，要招降尚驻守边墙一线的明朝驻军、官员，还要在京师“追比、责赃”原明朝高官、勋贵、外戚等，估计是没有时间、也没有那个心思去给亡了国的前朝皇帝盖陵墓。于是，巩焴决定随便找块地安葬崇祯帝算了。

这时候，有当年的知情人向礼政尚书禀报：崇祯帝本人虽然没有给自己修造陵墓，但他的妃子中却有人已经安葬在了天寿山皇陵内，可以将他（及皇后）和他的妃子埋在一起，也算是夫妻在地下团聚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崇祯帝的贵妃田氏（皇四子永王朱慈炤生母）在崇祯十五年（年）七月因病去世，崇祯帝当时命工部侍郎陈必谦负责在天寿山陵区内为田贵妃营建园寝。经过一番寻找、卜测后，工部与钦天监在天寿山陵区西南一隅、大红门左侧的鹿马山（锦屏山、锦壁山）南麓为田贵妃找到一块较好的墓地，在奏请崇祯帝允准后，开工为田贵妃修造园寝。经过一年多的修建，至崇祯十七年（年）正月，田贵妃园寝地宫基本建好，崇祯帝命人将暂厝于佛寺的田贵妃灵柩于正月二十三先行葬入其内，封闭地宫入道，然后在择期将地面建筑修建完毕。

不过就在田贵妃下葬之后两个月，崇祯帝自己也因为大顺军攻破京师而自缢殉国了，身后也没有现成的陵寝可用。在巩焴要给崇祯帝落实下葬礼仪、却找不到合适的葬地时，当初曾经负责过田贵妃安葬事宜的某些知情人便向巩尚书进言，可以把崇祯帝夫妻一起安葬到田贵妃的园寝里去，这样也算一举两得、让亡国皇帝一家在地下团圆。

巩焴对于这个提议当然没有异议，于是立即付诸实施。但让堂堂礼政尚书亲自来操持这件事情，未免有些太掉价了，因此巩尚书把这件事交给了下属、礼政府主事许作梅，让他去找刚刚成立还不到半个月的大顺顺天府，知会府官李票（李纸票），让顺天府全权负责此事。

顺天府府官李票接到礼政尚书要求给崇祯帝安排下葬事宜的公文后，虽然不敢反驳推搪，但心里也是一万个不愿意（顺天府还有大批需要“追比”的官员要处理，追赃款不比安葬前朝皇帝有油水得多），于是李票将礼政府的公文又转发给直接负责管理、维护天寿山皇陵区的地方官府——昌平州衙，命昌平州官员配合主事许作梅“即动官银催夫，速开田妃圹，合葬崇祯及皇后梓宫；定于四月初三发引、初四下葬，毋违时刻。”

可由于战乱导致局势动荡，原明朝昌平州衙的官员如知州、同知、州判等人都弃官而逃了，州衙六房差役属吏也大都藏匿走散，在许作梅拿着顺天府的公文赶到昌平州衙后，能够出面承接公文的，也只有署理昌平州吏目（大致相当于代理秘书长）赵一桂一人而已。

即使接到了公文、承担了安葬崇祯帝的重任，可是昌平州在局势混乱的情况下早就“钞库如洗”，官库内干净得可以跑耗子，一文钱公款都没有，怎么有能力来承担给先帝下葬的重任。于是赵一桂和监葬官许作梅商议后，带着昌平州工房吏员冯朝锦迅速赶到京师，向顺天府府官李票禀告实情，再三请求顺天府拨款，用于安葬崇祯帝的丧葬事宜。但顺天府并没有同意赵一桂的请求，而是出具了盖有大顺朝顺天府关防大印的批文给赵一桂：“着该州各铺户捐挪应用，事完再议；纳捐者酌情抵扣本年两税及各饷。”

无奈之下，赵一桂只得拿着顺天府的批文回到昌平州，并公开批文告示在州城组织募捐，请城内的商贾和富户们捐款为崇祯帝夫妇落实安葬之事。经过几天的募捐，共有十位昌平州富户或者乡绅应捐，其中刘汝朴捐六十千文、王汝朴捐五十千文、邓科捐五十千文、李某（名已佚）捐五十千文、白绅捐三十千文、徐魁捐三十千文、赵永健捐二十千文、刘应元捐二十千文、杨道捐二十千文、王政行捐二十千文；合计三百五十千文，折官银约二百三十三两六钱。

有了这些捐款后，赵一桂会同许作梅开始了先期准备，于三月二十九雇佣民夫赶赴天寿山陵区鹿马山南麓，清理田贵妃园寝墓道的封土，以便将崇祯帝及周皇后的梓宫送入地宫内。田贵妃的园寝墓道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全部填满了泥土，重新开挖工程量很大，经过四昼夜的连续清理后，至四月初四清晨，民夫们才全部挖完墓道内的泥土，露出了地宫石门。

在赵一桂开始清理田贵妃墓的同时，许作梅也呈文礼政府及顺天府，请他们安排人手将崇祯帝和周皇后的梓宫运送到昌平州来，以完成安葬仪式。四月初二，崇祯帝、周皇后的梓宫被牛车载运着送抵昌平州沙河镇巩华城，四月初三，帝后梓宫被移到昌平城东门外关帝庙内存放；王承恩的棺木也随同一起运来。

四月初四上午（寅时），鹿马山田贵妃园寝中，赵一桂命民夫用拐钉打开了地宫第一层、第二层石门，做好了迎接崇祯帝后梓宫安葬的准备，并在田贵妃园寝前的空地上搭好了祭棚三间、小棚两间，同时预备了纸札、素供、猪羊等祭品。当天下午（申时），崇祯帝、周皇后的梓宫从昌平城运抵鹿马山田贵妃园寝，停放于祭棚中，王承恩的棺木则另外放在小棚内。赵一桂在崇祯帝后的梓宫前摆放了冥币纸札猪羊素供等祭品，率领在场人等一起给崇祯帝举哀致祭，算是送先帝最后一程。

祭奠完毕后，赵一桂和许作梅亲自监督民夫们将崇祯帝后的梓宫送入地宫内，摆放到地宫后室的石床之上。当时崇祯帝的梓宫只有棺没有椁，于是许作梅让民夫把原来地宫中田贵妃的棺木从配套的木椁中取出来，移到石床右侧；将崇祯帝的红棺放入田贵妃的木椁中，放置于石床正中；周皇后的棺木则放在石床左侧。自此，原田贵妃的园寝，就成为崇祯帝的身后陵墓了。

帝后梓宫安置好后，赵一桂和许作梅在石床前摆好香案祭品，点起万年灯，随后关闭两道石门，让民夫回填好墓道，同时将王承恩的棺木埋在田贵妃园寝的左前方。等到填埋墓道和安葬王承恩的工程全部完成，已经是晚上戌时了。许作梅随即连夜返回京师，向礼政府和顺天府奏报崇祯帝已安葬完毕。

赵一桂在办理崇祯帝安葬祭祀典仪中，将募捐而来的官银精打细算，没有超额支出，仅仅用二百三十三两六钱银子，就完成了整个丧葬祭礼，用银的明细为：开挖和掩埋隧道雇佣民夫工钱银二百两（这是用钱的大头，别嫌贵；一个长十三丈五尺，宽一丈，深三丈五尺的土方要全部挖开然后又埋上，工程量和用工量都是巨大无比的）；搭祭棚工钱、材料钱四两五钱；纸札祭品用银一两八钱；猪一口用银四两五钱；羊二只用银一两六钱；素供二桌用银一两；民夫伙食米饭用银一两；夫役赏钱用银二两四钱；打造拐钉及请石匠开启关闭地宫门用银五钱；运送灵柩杠夫酒饭等用银五两五钱；买捆扎细绳用银四钱；香案供桌木工材料用银四钱；灵棚打扫拆卸用银二钱五分；顺天府监祭官员饭钱用银一两一钱。

四月初六，赵一桂率捐银商贾富户和昌平耆老等再赴崇祯帝的葬所，为崇祯帝行奠。祭毕后赵一桂在附近村子找来上百名村民，自备铁锹竹筐，为崇祯帝的坟茔培土起封。因为封丘都是黄土堆成，极为简陋，赵一桂和昌平生员孙繁祉又再次捐银五两，买来青砖在冢丘四周筑起五尺高的砖墙，这才使得崇祯帝的陵墓稍有规制，不至于太过寒酸。

大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顺永昌元年（年）五月，在李自成于山海关之战中败于吴三桂和清朝联军、并退出占据了四十二天的京师返回西安后，清军在多尔衮的率领下开进了京师，正式成为中原新的主人。为了收买人心、笼络明朝百官和广大士人缙绅，多尔衮下令清朝官民军丁为崇祯帝服丧三日，追谥崇祯帝为“庄烈愍皇帝”，并重新改葬，将崇祯帝的陵寝命名为“思陵”，增修思陵的地面建筑。

在修建思陵的过程中，清朝命内官监专人负责督理，但因为““故君之事，既无赏可冀，又无罚可畏”，所以内官监相关督造人员敷衍消极，使得修造之事拖拖拉拉、进展缓慢。还是在崇祯帝的旧臣、前明司礼监掌印太监曹化淳（对，就是那个野史和小说中开城门放大顺军入城的曹化淳，其实他当时根本就不在京师，所谓开城降贼之事，都是后世文人的污蔑）以及原秉笔太监车应魁、王德化，随堂太监王之俊、卢维宁等人的多次上奏力争下，以及顺治帝在顺治元年（年）十一月的朱批催促切责下，思陵的地面建筑修造工程才在顺治二年（年）九月初步完成。

在按照帝王礼制修造好思陵后，清朝又重新打开了思陵的地宫，给崇祯帝添置了符合皇帝身份的随葬品，并更换了帝后的棺椁，让崇祯帝真正享受到皇帝的葬礼仪制，维护了地下的体面。修造思陵地面建筑的工钱是四千两白银左右，这其中一千五百两是陵地的租银，由顺治帝下旨拨来，一千五百两是前明文武官员（包括曹化淳等內官）捐助而来；让人稍感意外的是，已经降清并受封为平西王的吴三桂也捐助了一千两，支持故主的陵墓修造。

思陵建造好后，清朝按照对待其他明朝皇陵的仪制，在陵内设置司香内使(即守陵太监)二名、陵夫（守陵民户）八户（包括家属），给予他们香火地（居住的房屋和耕地）若干，让內使和陵户们负责照看思陵的一应事宜。每年的春秋二季祭日，清朝还会派遣太常寺官吏到包括思陵在内的明代诸皇陵内祭祀，致奠。工部每年也会委派堂官一人前赴明代诸皇陵，检查各陵的建筑和封丘，定期修葺维护。

乾隆五十年（年）三月，乾隆帝重新修葺明十三陵，思陵也在这个时候再一次扩建，将陵门、享殿、宝城、城台、明楼等建筑全部修整一新，并建起了宝城围墙。乾隆帝是用这种方式，来彰显自己对于前明的“恩施优渥”，并获取汉族官员及士人的人心。此后直至清末，清朝都遵行对明代诸皇陵的祭祀、修整、管理、致奠；当然，也包括思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