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评价百团大战有功有过,功大于过

年8月，我八路军对侵华日军发动的百团大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时期震动全国、闻名世界的重大事件。如何评价百团大战，历来有两种极端，其实辩证的看待百团大战才是正确的态度。

一、百团大战发动的背景和目的

发动百团大战是年7月下旬酝酿决定的。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正处在重大变化过程中。在国际方面，德国希特勒已战败法国，意大利参战，英国被迫退出欧洲大陆；德意日帝国主义阵线和英法美帝国主义阵线都在重新组织力量，扩大战争。英国美国为应付欧洲战局，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并企图将战火引向苏联，自己“坐山观虎斗”。

英国于该年7月与日本成立滇缅铁路禁运协定，封锁我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德国为了利用日本牵制英美，积极劝说中日媾和，因此，“东方募尼黑”阴谋仍然存在。

日本在德、意胜利的鼓舞下，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为此扬言要向昆明、重庆、西安等地进攻，逼使蒋介石投降，企图迅速结束中日战争。

在国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亲日派已公开投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战前途更加悲观，对我党我军力量的发展更加恐惧。在国际形势逆转的影响下，他们有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进一步倒退到投降的可能。

因此，中国抗战中妥协投降的危机空前严重。正如我党“中央为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指出的：“现在是中国空前投降危险与空前抗战困难的时期”，号召全国“加紧团结起来，克服这种投降和困难。”毛泽东同志同年七月发表的《团结到底》一文中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势将勾引中国一部分动摇分子对其投降，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

当时华北战场，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华北军民与敌人浴血奋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八路军已发展到四十多万人，建立了晋绥(晋西北、大青山等区)晋察冀(北岳、冀中、冀东、平西等区)、晋冀鲁豫(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等区)、山东(鲁南、鲁中，滨海、渤海、胶东等区)等抗日根据地。但是，自武汉失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已将重视国民党轻视共产党的政策，改变为重视共产党，轻视国民党，逐渐转移其主力来对付共产党。

日寇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解除后顾之忧，并企图以华北作为兵站基地，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同时加紧实行分割、封锁的“囚笼政策”。敌人利用其占领的大中小城市和铁路、公路交通线，构筑碉堡、封锁沟、封锁墙，将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许多小块。

他们把铁路比作柱子，公路和封锁沟墙比作链子，据点、碉堡比作锁子，使小块抗日根据地变成囚笼一样，限制我军的活动，以便巩固其占领区。在这种情况下，华北敌后的斗争也变得日益困难和艰苦。

在国际国内极其复杂的形势下，八路军指挥部决定在华北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进坟战役。其目的，在七月二十二日，由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总参谋长三人签发的，上报军委下发一二O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的予备命令中，作了以下的说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于8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因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亦随之严重，我军应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目前严重的政治任务。敌寇依据各个交通要道，不断向我内地扩大占领地区，增多据点，封锁与隔截我各抗日根据地之联系(特别是对于晋东南)，以实现其“囚笼政策”，这种形势日益严重。又据各方情报敌寇有于八月进犯西安企图。

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乘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破袭正太路”。“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路若千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恢复若千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时期的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

8月31日又提出：“彻底毁灭正太线和彻底毁灭同蒲路之忻县—朔县段，如能达到目的，使三个基本根据地(即晋西北、晋察冀和晋东南)联成一片。”

由此可以看出，发动这一战役，是为了两个目的：一是影响全国战局，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二是彻底破坏正太路，拔除该线地区的若干据点，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并争取使三个基本根据地联成一片。

二、战役经过和取得的战果

这次战役从8月20日开始至12月5日结束，持续三个半月时间。战役的规模和使用的兵力是逐步发展扩大的。7月22日发布预备命令时，规定使用约二十二个主力团，战役开始后，实际参战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共计一百十五个团，近四十万人，动用民工二十多万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同志根据参战部队的数目称为“百团大战”，此后宣传这一战役皆称百团大战。

这一战役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8月20日至9月10日，中心任务是交通总破袭，破坏和截断华北敌人的全部交通线，进攻目标是正太路全线，临汾以北之同蒲路，德州以北之津浦路，彰德以北之平汉路，归绥以东之平绥路，北宁、德石、白晋、平古、铁路全线，以及沧石(沧县至石家庄)、平辽(平定至辽县—即左权县)、代蔚(代县至蔚县)等公路。进攻重点是正太路。

由于进攻的突然和我军民的英勇作战，战役开始取得了重大胜利。正太路沿线路轨、车站、桥梁、涵洞、水塔等全部破坏，沿线敌伪重要据点如娘子关、阳泉、定县、高碑店等都被攻克。华北敌人燃料重要基地井径煤矿遭严重破坏，仅该矿就使敌人损失在一万万日元以上，(当时一日元折合现在人民币0.37元。一万万日元折合现在人民币三千七百万元—笔者注)同蒲、平汉、德石、北宁等铁路均被切断，几条主要公路亦被破坏，使敌人华北主要交通陷于瘫痪。我军达到了预期目的。

在这一阶段的作战中，我军英勇顽强，并打了几次漂亮的歼灭战。在阳泉西南的狮脑山战斗中厂我军与敌人激战六昼夜，敌人在飞机的支援和猛烈的炮火配合下，连续向我阵地反扑，均被我军打退，敌人遭到重大伤亡。

9月6日，我一二九师在榆社西北之双峰地区伏击敌人，将敌三十六师团永野大队包围，基本歼灭。同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在孟县以北，将由上社南进之敌二百多人包围，歼灭其大部，仅四十余人逃回盂县。我一二O师部队在攻克忻(县)静(乐)公路的重要据点康家会时，守敌五十余人全被歼灭。

第二阶段：从9月20日至10月初，作战的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战果，继续破袭交通线，重点是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人我根据地之敌伪据点。主要攻击目标是：太行区之榆社、辽县地区；晋察冀区之徕源、灵邱地区和任邱地区；晋西北同蒲铁路朔县至原平段的破袭。

在榆、辽地区，我军于9月23日发起攻击，经过八天激烈战斗，攻克榆社、沿华、王景村、管头、铺上、小岭底等据点，守敌腾田中队和山本中队全部被歼。9月30日，我军主力转攻辽县，这时和顺和武乡之敌六百多人增援，我军停攻辽县，先打援敌，敌人施放毒气，我先头部队一个营全部中毒。敌人乘机抢占了山头阵地，筑起野战工事，固守待援。我军将敌全部包围，夜间组织十多次猛攻，歼敌过半，敌人只剩下三个山头阵地。

第二天，辽县敌人五百多人又来增援，因我军连续作战，十分疲劳，而且减员很大，乃撤出战斗。在徕(源)灵(邱)地区，9月20日，我军对徕源城及其附近十几个据点，同时发起攻击，由于敌人有了准备和我兵力分散，只攻占了三个城关和附近两个小据点。

23日，停攻徕源，集中力量进攻外围据点，迅速攻克王甲村、刘家嘴、金家井等十几个据点后，守敌大部被歼。28日，张家口敌人三千多人增援，我即放弃攻占徕源，改攻灵邱。在攻克南坡头、抢风岭、青磁窖等据点后，大同敌人千余增援至浑源，并向灵邱进犯。东线易县、定县、保定等地也增加敌人，有合击我军的趋势，因此，我军乃结束了战斗。

为了配合沫、灵地区的作战，冀中区发起对任邱、河间、大城、肃宁地区的作战，从9月24四日至10月20日，共攻克据点二十九个，破坏了泊镇至东光一段津浦铁路，并破坏公路一百五十余公里，毙伤敌伪一千余人。

在晋西北地区，从9月23日起，我军民对同蒲铁路的忻县至原平段、原平至宁武段、宁武至朔县段，同时进行破袭战。至9月27日，打退了敌人多次出扰，一度控制了朔县至原平之间的铁赂。10月6日，敌人开始扫荡晋东南，我军即停止攻击，转人反扫荡。

第三阶段：从10月六日至十二月五日，中心任务是反扫荡。我军一个半月的对敌伪据点的攻击和对交通线的破袭，使华北敌人受到沉重打击，陷于混乱。敌人为了扭转局势，遂调集部队，对我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因此，粉碎敌人的扫荡，就成为百团大战最后阶段的主要内容。

敌人使用兵力三万多人，主要企图是寻我军主力作战，破坏我领导机关和恢复其交通线。10月6日至十七日，敌先以三千八百多人合击我太行区榆社、辽县、武乡之间地区，10月20日至11月14日，又以万人兵力扫荡清、漳河两岸地区；10月17日，敌七千多人进犯太岳之沁源地区；10月13日，敌伪万余人进攻晋察冀之平西、北岳等地区。

由于我军民英勇作战，给予敌人严重打击，毙伤敌伪约八千多人。在太行区的关家恼，我军将敌岗崎大队五百多人包围，敌人出动飞机轮番轰炸扫射，我军不顾一切牺牲，勇猛攻击，与敌人展开短兵肉搏，几经反复，终将敌人的阵地全部攻占，除部分敌人逃跑外

大部被歼，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至年12月5日，敌人的扫荡被粉碎，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也遂告结束。

这次大战，由于参战军民英勇顽强，艰苦奋战，因而在战役、战斗中取得了重大胜利。据统计：进行大小战斗次，毙伤俘和投诚的日伪军共多人(其中日军多人)；攻克敌伪据点个；缴获步马枪支，轻重机枪挺，各种炮53门，炸毁飞机6架，坦克和装甲汽车18辆，破坏铁路余公里，公路公里，车站、桥梁、隧道、水塔等建筑物余处。华北敌人的交通一度陷于瘫痪，敌伪陷于一片混乱的局面。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中国军民给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次沉重打击。

三、百团大战的意义及其经验教训

百团大战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内投降危机空前严重，抗战空前困难的形势下发动的，它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第一、提高了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对于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的作用。百团大战的胜利，使全国兴奋、万众欢腾。它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威风，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提高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年9月，我党中央在一次指示中指出：我党五十万大军积极行动于敌后，尤其是此次华北百团战役，则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给了全国人民以无穷的希望。

朱德同志年9月26日发表了《扩大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的文章，指出百团大战“带有全国性的伟大的战略意义。”“它牵制了敌人进攻我西北后方及进攻西南的企图。”“同时，更加强了全国同胞的伟大胜利信心，促进了全国的团结，使敌人难于实现其威迫利诱之阴谋。”延安各界的贺电说：“八路军百团大战在华北全线主动出击的光辉战果”“振奋了全国的士气人心，巩固了西北后方，粉碎了敌人新的进攻，并证明了八路军在敌后最艰苦的前线上日益坚强壮大了，这是中华民族的无尚光荣，也是抗战最后胜利的保证。”延安《新中华报》在贺电中说：“此次集百团大军横扫敌寇，……不仅打破了敌寇在华北之不断‘扫荡’和进行封锁的计划与行动，使敌寇和汉奸大起恐慌，同时将更加巩固八路军与全国友军的精诚团结，提高全国人民自力更生与抗战胜利的坚定信念。”

当时担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官的卫立煌，来电表示“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之鼓午”。

《大公报》年9月5日在“瞻望北方胜利”的社论中，指出百团大战对抗战“全局上的意义尤其重大”，“在局部战斗上是乘虚进击，而在全局上尤有牵制敌人兵力之效。”并说“中白战争三年余，战场扩展十几省，而其根干则在华北。暴日虽有鲸吞全华的梦想，而最后日的地则在华北。”百团大战对华北敌人“给它以破坏，使它不能安心掌握，顺利经营，以致根本动摇它的侵战根据。根本既摇，全局易复”。

这篇社论还承认百团大战对敌人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谣言攻势“也给予一个致命的打击。”百团大战的胜利，也振奋了沦陷区的广大群众，鼓舞了他们与敌人斗争的勇气，为开展敌占区工作和伪军工作，打下了有利的基础。从全国各方的舆论说明，百团大战以胜利的事实，兴奋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坚定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克服了散布于抗战阵营中的悲观失望情绪，也无情地打击了一切诱降劝降的阴谋活动，对阻止投降逆流，促进时局好转，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第二、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粉碎了它“迅速解决中国事件”的梦想。百团大战消灭了大批日、伪军，破袭了敌人在华北的主要交通线，攻克了许多据点，摧毁了大批伪政权，给予华北敌人以沉重的打击。当时，敌人把交通运输线当做其“生命线”，没有交通线，他们就陷于被动，据点就陷于孤立，所以敌人曾扬言“只要交通有保证，灭亡中国绝对不成问题。”

百团大战的破袭战，正是打中了敌人的要害。也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对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百团大战不仅破坏了敌人后方的伪组织和统治秩序，打击了敌之士气，消耗了敌之军力，而且打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百团大战使日寇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的强大，是难以战胜的。

年1月20日，日本陆相东条在贵众两院报告战况时说：“昭和十五年度(即年)重庆敌军抗战之特色为作战之非常消极，迄未进行主动的反攻，只有共产党军于去年8月在华北举行比较大规模的出击”。

日本报纸大声疾呼“中共势力扩大到这种程度，日本方面是没有想到的。”并说“对华北应有再认识。”日本众议员微中利一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之现阶段”一文中，也被迫承认中日战争迅速解决是不可能的，他说“如国共全面分裂，抗日阵营则会崩溃，”“但是可惜得很，国共全面分裂尚无希望，为什么呢?因为：抗日是中共的总路线。”“要想消灭中共军，则必须依靠百年战争才能解决。”

日本在侵华战争开始时，曾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这个时间表，在中国人民坚决斗争下，先改为一年，继而改为十年，百团大战后又说要百年了。我党领导下的武装在敌后坚持抗战，使敌人逐渐认识到中国人民力量的强大。而百团大战则使敌之“迅速解决中国事件”的美梦破灭了。

第三、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谣言，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威。百团大战以胜利的事实说明，共产党、八路军是忠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是与敌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民族解放战争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它是抗战的主力军，也是抗战的模范。当时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就指出，“华北大捷的意义，不仅在军事上破坏了敌寇渡河进犯西安的企图，在政治上肃清了悲观失望的倾向，更重要的，还是在自力更生与动员民众之点，对全国各战区给了一个光辉的模范。此次华北出击的部队，地区最贫瘩，给养最困难，装备最劣势，而相反地敌人在这区域的政治、军事力量都最顽强。他们在那种困难的情势与悬殊的力量对比之下，能够有计划地布置，勇猛出击，不仅博取小胜，而且攻克坚城。

这次成功，决不是出于奇迹和偶然，没有广泛地动员了的民众，没有真正立脚于人民大众之利益的政治组织，没有可以使一切民众力量自由发扬的民主体制，这一次胜利是不能想像的。”

当时的《新疆日报》在社论中也指出，“华北出击大捷，提高了抗日根据地与游击战的地位，在全国人民面前显示出它的伟大力量和作用，从而获得国人更大的拥护和援助。”

事实胜于雄辩。国民党顽固派曾散布的种种反共谣言，如什么“八路军游而不击”，什么“八路军打的是小仗，每次所消灭的敌人仅此区区之数，”“毫无功绩之可言”等等。

百团大战的胜利事实，对这些谣言是最有力的批驳。在百团大战胜利发展的一时候，国民党顽固派的头子蒋介石也发电嘉奖，说“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电嘉奖。”蒋介石迫于内外形势不得不发出这个电报，足证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立于有利地位。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共产党八路军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侯，国民党顽固派却在积极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百团战役结束不久，就制造“皖南事变”的惨案，爱国志士，义愤填膺，日寇汉奸，兴高采烈。蒋介石公开出面反共，自以为得计，但正是这时，他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彻底暴露了，引起国内外的强烈不满。

当时毛泽东同志给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中曾指出：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要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百团大战和“皖南事变”，形成鲜明的对照，功过是非，有目共睹。由此，共产党的地位提高了，国民党的地位下降了，这象征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是百团大战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在肯定百团大战有重大意义的同时，也必须承认它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是有错误的，造成了颇为严重的后果。

在军事上，百团大战是使用华北我军几乎全部力量以战略进攻的姿态进行的，超出了敌后战略防御的限度。企图通过这一战役，使华北几个根据地联成一片，是对华北敌强我弱的形势认识不足，对敌后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够。

同时在有些战役战斗中，进行大规模的运动战和阵地攻坚战，这是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而为党中央确定的持久战思想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相违背的。结果是在战役战斗中我军减员相当大，而破袭的铁路、攻克的据点，大多数又为敌人很快恢复了，胜利成果不能巩固。

这次战役过早地暴露了我军实力，使敌人明显的感到我军威胁的严重性，加强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更疯狂的扫荡。敌人曾公开说，“中共军大规模的奇袭攻击，诱发了华北方面军更大规模的战役反击，一直发展到复灭中共根据地的作战。”

百团大战后，敌人从华东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当时敌人一个师团约二万人—笔者注)到华北，对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从一九四一年初到一九四二年底，敌人对华北根据地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一七四次，较前两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兵力八十三万三千多人，较前两年增加一倍。

年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大扫荡，兵力达十三万多人。敌人在扫荡中实行残酷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使根据地遭受很大的损失。到年底，晋察冀根据地缩小三分之一，晋东南缩小二分之一，晋西北缩小三分之一，冀中地区，大部变成游击区。形成这种极端困难的局面，根本原因是由日寇确保其华北占领区的战略方针和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的，但百团大战在军事上的错误，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在政治上，发动百团大战的目的之一，是以大的军事行动来影响战局，制止投降危险，并且是用减轻日本对正面战场的压力来稳住同盟军，这在当时有正确的积极的一面，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国民党顽固派投降的疑惧。只强调集中主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忽视了敌后战场我军力量的保存和发展。在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复杂的关系中，着眼于民族斗争是对的，缺点是忽视了与阶级斗争的紧密结合。但百团大战以独立的战役行动，显示了我党我军的强大力量，提高了我党我军在抗战中的政治地位，这与王明的只相信国民党不相信自己，因而一切经过蒋介石，放弃抗日领导权的投降主义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组织方面，发动这一战役是一面准备，一面上报军委的，但未经军委正式批准就行动了，这是应该检讨的。但有的批评说，百团大战是背着中央擅自搞的，也不符合事实，7月22日的预备命令是同时上报下发的，就是证明。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我们对向题要做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我们对百团大战也应该全面分析，从当时我军在敌后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来说，百团大战采取全面进攻的战略态势，军事上是早产的，政治上是有错误的。但不能说是流产，更不能说是投降主义的产物。也不能否定战役战斗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以及对全国战局有一定的影响和提高我党我军声势的重大意义。

从理论上说，在敌后处于防御阶段，不应举行战略进攻，这一般是指全面的战略行动而言，但从各战略区甚至较小的战略方向，可以抓住适当时机举行区域性的战略进攻，这是许可的，也是可以成功的。

列宁曾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当时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抗日斗争是主要斗争，抗战救国是最大的政治。百团大战是华北几十万军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的大规模的战役行动，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应有一定的地位。

在百团大战中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同志是可歌可泣的，是永垂不朽的。对于百团大战的错误我们要认真总结，作为历史教训来接受，避免今后再犯类似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