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军掳走的中国劳工,死前遗愿把我的骨灰

（于有川访谈录）

宁死也不招供

我叫于有川，河北省唐山市人。年6月份的一天，夜里12点的时候，日本人把我绑着押到唐家庄宪兵队。当时被抓的一共有4个人，其他3个因为年纪较大，都放走了，只留下我一个年轻的。

在宪兵队里，日本人让翻译官审问我。翻译官问我是干什么的，当时我的身份是一名民兵，但是我也没敢说我是民兵，只说是老百姓。但是，翻译官硬说我是八路军，他见我不招供就打我。到了晚上，日本人把我和韩永春、李邦福三个人吊在门口，日本人拿着鞭子坐在椅子上看守我们，两个小时一换岗。如果谁眯一下眼睛，

日本人过去就给谁一鞭子，当时我就看见他俩的脸上被打得黑一道，紫一道的，我想我的脸肯定也跟他们一样。打完以后，日本人开了一张纸条，就把他俩放走了，因为他们是为日本人做事的。我当时就想:“他俩都放了，也该放我了吧!”然而，眼看着到12点了，就是没有放我走。最后，日本人端着上了刺刀的枪连打带踹地把我押到唐家庄。

到了唐家庄，日本人把我塞进一间小房里，房子里面人挤人，仅仅有个站的地方。刚到那里时，我非常饿，日本人也没有给任何食物。到了晚上，日本人用笊篱从洗碗水缸里捞出一些杂物，然后放到窗户跟前让我们吃，里面还有鱼刺。当时我饿得厉害，所以也不管是鱼刺还是什么，赶紧用手抓了一把往嘴里塞。其他人也都你一把我一把地抢着吃。

呆了两天，日本人又给我灌凉水。先将我绑到板凳上，使我脸朝上，然后弄开我的嘴，用水壶往嘴里灌凉水。灌完以后，他们解开我的绳子，又把我倒挂在梯子上，头朝下控水。在唐家庄关押了19天，每隔两天日本人就要“收拾”我们一次，甚至还用“火钩烫”折磨我们。先将两个指头粗的铁棍烧红了，然后放到大腿表面烤。不论日本人怎么折磨我，我始终也没有招供。

押往塘沽受磨难

后来，特务们又把我绑着带到林西高碑店。当时去的时候没有鞋穿，所以只能赤脚走路。在高碑店呆了一天一宿，第二天塘沽就来日本人接我们了。

我们在古冶等火车的时候，因为饥渴，我趴到路边的水坑里喝水，日本人看见了一把将我拽回去，不让我喝水。上火车的时候，我们都被绳子绑着，16个人绑成一串，一个挨着一个，走路都只能小步走，直到把我们送到塘沽才松了绑。

刚到塘沽，日本人就让我们把原来从家里穿来的衣服都脱掉，然后给每个人发了一条单裤、两件上衣和一条破旧毯子。我们在那里住的是大木头房了，每排房子里面关着三四百名劳工，晚上睡觉的时候，日本人把我们的衣服都没收了。

解手时不让出去，屋里有一个大缸专供解手用，拉屎也得蹲在缸沿上。而且解手时必须先喊报告，看守人员允许了才可以去。如果看守人员不让去，就只能憋着、忍着。虽然(集中营)周围都是海河，但是有的劳工说海河的水浅，于是就决定逃跑，那时还没有架电网。

然而，由于汉奸的告密，他们还没有来得及逃跑，日本人就赶到了。日本人赶到以后，就命令中国人用棍子打他们，“劈里叭啦”一阵乱打之后，有两个劳工被活活地打死了。第二天，日本人圈上了电网。从那以后，我们就一天天地等着。

每天的食物就是发苦的玉米面窝头，每顿给一个，一天两顿，吃不饱，就只能饿着。喝的水也是咸海水，而且日本人高兴给就给一口，不高兴给就不给。我们就这样直等啊等，也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大概有十多天，等到劳工人数凑够了，就来了日本人，其中有一个叫西村的。

后来，我们一行人被他们押上货轮。在塘沽关押期间，每天都有死去的劳工，有病死的，有被打死的，死掉的劳工每两个人捆一起，抬出去扔到海里。

赴日又陷“火坑”

货轮上有装的煤，而且都是湿煤，煤上面铺着席子，上船之后，我们就一直在席子上呆着。在船上，我们吃的也是杂面窝头。轮船行驶途中，有一名劳工因为解手跨越护栏的时候掉进海里被淹死了。

轮船行驶途中，日本人给我们每个人弄了一小碗菜根(类似萝卜根)吃。后来，我们又被押上另一艘小船，因为当时是晚上，我还以为是到了旅馆。可是天一亮，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还在船上。途中下船后，我们又改坐火车继续赶路。在火车上，日本人给我们吃的是面粥，每个人两半碗。坐火车走了三四天，最后到达北海道的大和寮，即我们的住处。

我是一小队的，队长是许子良，唐山人，他平时对待劳工都挺好，从来没有打过劳工，更别说杀害劳工了。劳工队长都是按照劳工编号选出来的，许子良是1号，所以队长就让他当。

潘景秀和毛彦江(毛家山人)都是3小队的，他们队上夜班时，我们队上白班。每个队下面又分了班，每班25个人，马学贵与我是同一个班的。多人住一间房，都是大木头房子，房子里面是对面木板铺。劳工睡觉的时候只有一个破毯子盖。

日本人让我们下窑干活，让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不干就得挨打，干得不好也要挨打，饿得没有力气干活还要挨打。干活分两班倒，白班从早上6点一直干到晚上6点，夜班从晚上6点干到第二天早上6点。一天6个窝头，早上下窑之前给4个窝头，下班回来以后再吃2个。

每天早上三四点就得起床，然后站队、点名、吃饭，吃完饭还让我们练练操。到上班时间了，日本人就把我们送交工地，交接的时候还要清点人数。下班以后，日本人再如数把我们接回去。每次下窑都给分配定量的劳动任务，完不成劳动任务就不让上窑，即使到了下班时间也不让下班。提前完工的劳工也不准回去，必须等全队都干完了，站好队，最后统一由日本人接送回去。

我们干活的时候，有日本监工看着我们，他们手里面都拿着一个尖头的小锤子，看劳工干得不好，走过去就用锤子打，打到哪儿是哪儿，也不管是脑袋还是屁股。有时两个劳工在前面推着矿车，日本监工拿着小锤在后面跟着，看见劳工稍有一点松懈就用锤子敲打，不使劲干就得挨打。

到日本以后，只给我们发过身单衣，再加上塘沽发的衣服，总共两条单裤，三件单上衣，到日本投降之前再没有发过衣服。不论春夏秋冬，我们就只有这些衣服穿。直到衣服破了漏了，也没有人给我们补，在那个地方连一块破麻袋片也找不到，就是想补也没法补。

胶皮鞋穿破了，就用草绑在脚上当鞋穿。到了冬天，经常下雪，又没有棉衣穿，所以我就把毯子围裹在腰里御寒。然而，这也不能让日本人看见，否则又得挨打。尽管我们住的房子里面有生的火炉，但是冬天仍然特别冷，我的左手手指都被冻流血了。

劳工生病了。日本人也给医治。我的左耳后面做过一次手术，然而做手术的时候，日本人没有给我打麻醉药，疼得我一边在地上打滚，一边嘴里不停地骂着他们。

一次夜里上班的时候，路边有种的韭菜，很多劳工就赶紧抓一把放进嘴里，不然被日木人看见了又得挨打。还有一次，下班回来的路上，一个劳工捡了一块萝卜，当时他没敢吃，而是装进裤腿里，把裤脚系住。尽管如此，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

回到宿舍之后，日本人马上让我们站队，接着又说:“你们当中有小偷，快说是谁偷的?”我们都是一个宿舍的，所以大家也都不愿指出是谁偷的，最终还是他自己招认了，把裤腿解开，把萝卜拿了出来。

招了以后还要挨打，起初是让咱们中国人打，都是同胞兄弟，谁忍心下手打呢？所以，都不敢使劲打。日本人看着不行，就亲自动手打，那就打得狠了，而且专门打大腿肚子，一直把大腿肚子都打黑了，疼得他不停地喊叫。

最后，打得他走不成路，又让我们轮流夹着他溜圈，当时他的腿上还流着血。我们夹着他溜圈的时候，他的腿连步子都迈不开。打他的同时，日本人还让我们站在一旁观看，以示警告。从那以后，他的腿不能走路，无法上班，日本人也不给治疗，他就只能自己慢慢地休养着，渐渐地养好。

回国后，他走路仍然一瘸一拐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最终没有落下后遗症。另外，3小队有我的一个老乡，因为饥饿，都不会说话了。那次我见到他，他只是用手比划着，支支吾吾，就是说不出话来。

有15个劳工(不是我们队的)逃跑过一次，跑出去半个月，也没能跑出30里地。那里周围都是海，他们又不会日语，更没有船坐，所以他们只能躲在山上，白天在山上呆着，到晚上下山偷东西，偷回去以后用雪做饭吃。

尽管山上都是树林，一般情况下也看不见他们。但是他们的行踪渐渐地还是被日本人发现了，所以最终还是被抓了回去。抓回去之后，就是一顿毒打，而且是吊起来打，最后有两个劳工被活活地打死了，其中一个是昌黎县人，另一个是山东人。

在日本干活期间，没有衣服穿，吃不饱，还挨打受冻，以至于到最后我们个人当中，就死了84个人。死去的劳工都被扒光衣服，塞进小木匣里抬出去火化，劳工的尸体都是分开烧的。因为我当时年轻，也抬过死尸。

火化以后，劳工的骨灰盒都统一放到一个庙里，骨灰盒上都写明劳工的姓名和家庭地址。跟我在一个班的王哲有(开平人)因为生病，挨饿挨打，最后吐血而死。临死之前，他嘱咐我:“兄弟，回家的时候你把我骨灰盒捎回去吧!”我说:“行!”后来回国的时候，我捎回了他的骨灰盒。

盼来胜利返故乡

日本投降以后，我们不下窑干活了。但是日本人依然关着我们，而且还教我们每天练操。有一天，我同一个工友一起到门口往街上看，那时我们已经知道日本投降了，但是也不敢出去。呆了一会儿，我们看见从西边来了两个国民党官员，眼看他们就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我们俩赶紧低下头弯着腰“迎接”他们。

然而，当他们走到我们跟前时，却说:“你们怎么还这样答话啊?”我们一听这话，马上就站直了身子。接着，他们又问:“你们怎么还穿着这种衣服呢?我说:“不穿这，穿什么?”他们说:“不穿这个了，快走，正找你们呢。”

那两个官员刚一进院，日本人就急忙往外面跑，于是他们就告诉我们：“快，快，快拦住他们啊，他们要都跑了，你们怎么要粮食吃啊?”

话刚说完，大家赶紧拦截，正好一把拽住了西村的腿，所以就把西村给留下了，他的中国话说得也挺好。如果不是把西村留下，我们还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日本人帮我们要东西了。

后来，西村打了一个电话，日本人马上就给我们送来大米、白面、马肉和鱼。大米送来以后，那两个官员还告诫我们:“你们要慢慢吃啊，可别吃得太多撑死了。”紧接着，又打电话运来新衣服让我们换上，有毛衣、大衣，还有毯子。我们院里有一个日本人也是饿得吃不饱，丁是他就跪在我们大队长的门口不起来，大队长就给他一些吃的。

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又呆了75天才回国。到塘沽刚一下船，有的劳工饿得趴在地上不会动弹了。下船以后，没人接待，也没人管，谁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就直接坐火车回家。赶早上四五点钟到古冶，火车不走了，我从古冶下车步行回到家。